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撞着铁轨，把我和一蛇皮袋行李甩进北京西站时，正是七月流火的午后。
空气里飘着汽车尾气和陌生香水混合的味道，热得像老家麦收时的打谷场，却又比那场院多了千万倍的嘈杂——南腔北调的吆喝、行李箱滚轮碾过地面的咕噜声、电子屏里播报车次的机械女声，像无数根线缠在一起，勒得我太阳穴突突首跳。
我叫苏小小，二十岁，来自河北承德一个地图上得放大好几倍才能找到的村子。
来北京前，我是村里小有名气的“能人”：会跟着收音机唱完整本《穆桂英挂帅》，绣的十字绣能让镇上花店收去当装饰品，跟着爹学的木匠活不算精，但打个小板凳、钉个木匣子绝不含糊，更别说地里的农活、家里的饭菜，十八般武艺算不上，至少能把日子过得有模有样。
可这些本事，到了北京，好像一下子就成了不值钱的碎铜烂铁。
来之前，我在县城网吧里搜了三天北京的招工信息，记满了整整一个笔记本。
此刻那笔记本被我攥在手心，纸页边缘都被汗浸湿了。
第一站是个据说招“文员”的公司，在一栋玻璃擦得能照见人影的写字楼里。
我站在楼下，把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往下拽了拽，又摸了摸扎得紧紧的马尾，深吸一口气走进去。
前台姑娘瞥了我一眼，眼神像沾了水的纸巾，软乎乎却带着点嫌弃。
“应聘？”
“嗯，我看你们网上招文员……有经验吗？
会用Excel做报表吗？
会写策划案吗？”
她连珠炮似的问，语速快得像怕我插嘴。
我攥着笔记本的手紧了紧，指甲掐进纸里。
“我……我会写字，写得还行，也会算账，在村里帮会计算过账……”她笑了，那笑声轻飘飘的，却像小石子砸在我心上。
“姑娘，我们这是写字楼，不是你们村会计室。”
走出那栋楼时，阳光晃得我眼睛疼。
我找了个路边的树荫蹲下，打开蛇皮袋，拿出早上从家里带的馒头啃了一口。
干硬的馒头噎得我喉咙发紧，眼泪突然就下来了。
不是委屈，是慌，像掉进了没底的井里，西周都是黑的，抓不住任何东西。
那天下午，我又跑了两家地方。
一家餐厅招服务员，说要熬夜到凌晨，月薪三千，不管住；另一家服装店招导购，说我穿得太土，形象不符合。
天黑时，我站在天桥上，看着桥下川流不息的车灯，像一条会发光的河。
这河里有多少人像我一样？
他们都住在哪里？
我在网吧对付了一夜。
第二天，我咬咬牙，用带的钱租了个隔断间。
所谓隔断，就是在一套三居室里，用木板隔出好几个小格子，我的那个格子放了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桌子就满了，连转身都得侧着。
月租八百，押一付三，几乎掏空了我所有积蓄。
房东是个北京大妈，操着一口京片子，说话像机关枪。
“跟你说好了啊，水电费自理，晚上十点后不许大声说话，不许用大功率电器，听见没？”
我点头如捣蒜，心里却在盘算剩下的钱够吃几天饭。
第三天，站在国贸大厦楼下，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。
玻璃幕墙像面巨大的镜子，把我和蛇皮袋照得格外寒酸。
进出的人穿着我叫不出牌子的衣服，手里拎着精致的包，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尖上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抬腿往旋转门里迈，却被保安拦了下来。
“您好，请问您找哪位？”
他声音客气，眼神却把我上下扫了个遍，像在看一件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东西。
“我……我来应聘。”
我把笔记本递过去，指尖抖得厉害。
他扫了眼地址，指了指旁边的电梯：“18楼，先去前台登记。”
电梯里人不多，都盯着头顶的数字，没人看我。
镜面墙壁映出我局促的样子，蛇皮袋放在脚边，像个扎眼的补丁。
数字跳到18，门“叮”地开了，我几乎是逃着冲了出去。
前台的姑娘穿着套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
她接过我的简历——那是我请镇上打字复印店老板做的，照片还是初中毕业时拍的——只扫了一眼就放下了。
“会用Excel做数据透视表吗？”
“我……我会算账，用算盘算得快。”
我想起爹教我的珠算口诀，声音越来越小。
“会写活动策划案吗？
知道什么是KPI吗？”
她又问，语气里带着点不耐烦。
我摇摇头，手心全是汗。
她把简历推回来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岗位需要有经验的。”
“可你们网上没说要经验……”我还想争辩，她己经拿起电话，开始用流利的普通话跟人沟通工作，再也没看我一眼。
走出国贸大厦时，太阳把影子缩成一团。
我找了个路边的树荫蹲下，打开蛇皮袋拿出糖饼。
饼己经硬了，咬下去硌得牙床疼。
我就着风往下咽，没嚼几口，眼泪突然毫无征兆地掉下来，砸在饼上，洇出一小片湿痕。
不是委屈，是害怕。
真真切切的害怕。
我看着马路上来往的车，看着高楼里亮起来的灯，突然觉得自己像粒被风吹到这里的沙子，轻飘飘的，不知道该落在哪儿。
可我不能哭太久，笔记本上还有好几个地址等着我去跑。
我抹了把脸，把剩下的糖饼塞进包里，扛起蛇皮袋，跟着路牌指示，往地铁口的方向走。
北京太大了，大得让人晕头转向。
可我知道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能回头。
就像老家田埂上的野草，哪怕被车轮碾过，只要根还在，总能再冒出芽来。
我的根，攥在自己手里呢。
空气里飘着汽车尾气和陌生香水混合的味道，热得像老家麦收时的打谷场，却又比那场院多了千万倍的嘈杂——南腔北调的吆喝、行李箱滚轮碾过地面的咕噜声、电子屏里播报车次的机械女声，像无数根线缠在一起，勒得我太阳穴突突首跳。
我叫苏小小，二十岁，来自河北承德一个地图上得放大好几倍才能找到的村子。
来北京前，我是村里小有名气的“能人”：会跟着收音机唱完整本《穆桂英挂帅》，绣的十字绣能让镇上花店收去当装饰品，跟着爹学的木匠活不算精，但打个小板凳、钉个木匣子绝不含糊，更别说地里的农活、家里的饭菜，十八般武艺算不上，至少能把日子过得有模有样。
可这些本事，到了北京，好像一下子就成了不值钱的碎铜烂铁。
来之前，我在县城网吧里搜了三天北京的招工信息，记满了整整一个笔记本。
此刻那笔记本被我攥在手心，纸页边缘都被汗浸湿了。
第一站是个据说招“文员”的公司，在一栋玻璃擦得能照见人影的写字楼里。
我站在楼下，把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往下拽了拽，又摸了摸扎得紧紧的马尾，深吸一口气走进去。
前台姑娘瞥了我一眼，眼神像沾了水的纸巾，软乎乎却带着点嫌弃。
“应聘？”
“嗯，我看你们网上招文员……有经验吗？
会用Excel做报表吗？
会写策划案吗？”
她连珠炮似的问，语速快得像怕我插嘴。
我攥着笔记本的手紧了紧，指甲掐进纸里。
“我……我会写字，写得还行，也会算账，在村里帮会计算过账……”她笑了，那笑声轻飘飘的，却像小石子砸在我心上。
“姑娘，我们这是写字楼，不是你们村会计室。”
走出那栋楼时，阳光晃得我眼睛疼。
我找了个路边的树荫蹲下，打开蛇皮袋，拿出早上从家里带的馒头啃了一口。
干硬的馒头噎得我喉咙发紧，眼泪突然就下来了。
不是委屈，是慌，像掉进了没底的井里，西周都是黑的，抓不住任何东西。
那天下午，我又跑了两家地方。
一家餐厅招服务员，说要熬夜到凌晨，月薪三千，不管住；另一家服装店招导购，说我穿得太土，形象不符合。
天黑时，我站在天桥上，看着桥下川流不息的车灯，像一条会发光的河。
这河里有多少人像我一样？
他们都住在哪里？
我在网吧对付了一夜。
第二天，我咬咬牙，用带的钱租了个隔断间。
所谓隔断，就是在一套三居室里，用木板隔出好几个小格子，我的那个格子放了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桌子就满了，连转身都得侧着。
月租八百，押一付三，几乎掏空了我所有积蓄。
房东是个北京大妈，操着一口京片子，说话像机关枪。
“跟你说好了啊，水电费自理，晚上十点后不许大声说话，不许用大功率电器，听见没？”
我点头如捣蒜，心里却在盘算剩下的钱够吃几天饭。
第三天，站在国贸大厦楼下，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。
玻璃幕墙像面巨大的镜子，把我和蛇皮袋照得格外寒酸。
进出的人穿着我叫不出牌子的衣服，手里拎着精致的包，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尖上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抬腿往旋转门里迈，却被保安拦了下来。
“您好，请问您找哪位？”
他声音客气，眼神却把我上下扫了个遍，像在看一件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东西。
“我……我来应聘。”
我把笔记本递过去，指尖抖得厉害。
他扫了眼地址，指了指旁边的电梯：“18楼，先去前台登记。”
电梯里人不多，都盯着头顶的数字，没人看我。
镜面墙壁映出我局促的样子，蛇皮袋放在脚边，像个扎眼的补丁。
数字跳到18，门“叮”地开了，我几乎是逃着冲了出去。
前台的姑娘穿着套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
她接过我的简历——那是我请镇上打字复印店老板做的，照片还是初中毕业时拍的——只扫了一眼就放下了。
“会用Excel做数据透视表吗？”
“我……我会算账，用算盘算得快。”
我想起爹教我的珠算口诀，声音越来越小。
“会写活动策划案吗？
知道什么是KPI吗？”
她又问，语气里带着点不耐烦。
我摇摇头，手心全是汗。
她把简历推回来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岗位需要有经验的。”
“可你们网上没说要经验……”我还想争辩，她己经拿起电话，开始用流利的普通话跟人沟通工作，再也没看我一眼。
走出国贸大厦时，太阳把影子缩成一团。
我找了个路边的树荫蹲下，打开蛇皮袋拿出糖饼。
饼己经硬了，咬下去硌得牙床疼。
我就着风往下咽，没嚼几口，眼泪突然毫无征兆地掉下来，砸在饼上，洇出一小片湿痕。
不是委屈，是害怕。
真真切切的害怕。
我看着马路上来往的车，看着高楼里亮起来的灯，突然觉得自己像粒被风吹到这里的沙子，轻飘飘的，不知道该落在哪儿。
可我不能哭太久，笔记本上还有好几个地址等着我去跑。
我抹了把脸，把剩下的糖饼塞进包里，扛起蛇皮袋，跟着路牌指示，往地铁口的方向走。
北京太大了，大得让人晕头转向。
可我知道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能回头。
就像老家田埂上的野草，哪怕被车轮碾过，只要根还在，总能再冒出芽来。
我的根，攥在自己手里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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