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文郁，曾经是我们县城飞出的金凤凰，当年的高考状元。
可一张本该属于我的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，却被人偷梁换柱，我的人生轨迹从此急转直下。
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教师梦，我独闯北京，从最小的培训班做起，摸爬滚打十年，
做到了年薪百万的金牌讲师。我嫁了人，生了子，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。直到一场行业风暴，
将我从云端打回原形。婚姻破裂，我带着儿子狼狈地逃回老家。在为儿子办户口时，
我意外发现，这个世界上有另一个“文郁”。她顶着我的名字，享受着本该属于我的人生，
成了母校里受人尊敬的老师。而她的父亲，就是当年主管教育的局长，如今的副县长。
我的前夫劝我息事宁人，我的家人劝我为了孩子忍气吞声。所有人都觉得，
我斗不过那座大山。他们不知道，在北京，曾有一个手眼通天的男人对我说：“文老师，
你的能力，不该只值百万年薪。”现在，我回来了。不是回来认命的，
是回来拿回我被偷走的二十年。掀不翻他，我就把自己埋在这。11999年，夏末。
北京的热气，像一床浸了水的棉被，又厚又重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我站在新东方总部的大楼前，手里捏着一张洗得发白的火车票，掌心全是汗。
这是我到北京的第三天。兜里揣着全家凑出来的五百块钱，心里装着一个当老师的梦。
高考成绩下来那天，我考了全县第一，所有人都说我稳了，肯定能上最好的师范大学。
可最后，我只收到一封来自省内二本院校的录取通知书。我不甘心。我跟爹妈说，
我要去北京，那里有机会。我娘哭了一整晚，我爹抽了半宿的烟，最后把一个布包塞我手里，
里面是家里所有的积蓄。“去吧，不行就回来。”我没想过“不行”这个选项。
我觉得凭我的能力，在新东方当个英语老师，绰绰有余。面试官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
头发盘得一丝不苟，戴着金边眼镜，看我的眼神像是看一张废纸。她翻着我的简历，
那是我找打印店老板用电脑打出来的，花了我五块钱。“高中学历？”她问，尾音拖得老长。
“我高考英语142分。”我挺直了腰杆，这是我唯一的底气。她轻笑一声，
把简历扔在桌上。“小姑娘，这里是新东方，不是你们县城的中学。我们最差的老师，
都是北大清华毕业的。”“我们可以看能力，我可以试讲。”我急了。“能力？”她站起来，
走到我面前，一股浓烈的香水味扑过来，“你的能力，就是坐四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，
跑到这里来浪费我的时间？”她的话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，一刀一刀割着我的自尊。
我走出那栋大楼，北京的太阳刺得我眼睛疼。我没哭。只是觉得，原来梦想这东西，
在北京这么不值钱。我在一个地下室旅馆住了下来，一天十五块钱，不包水电。
房间里一股霉味，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小广告。我开始疯狂地投简历，只要是招老师的，
不管大小机构，我都去。一次又一次被拒绝。理由都差不多：学历不够。
带来的钱很快就花光了，最惨的时候，我一天只吃一个馒头，就着免费的开水。那天晚上，
我又饿又累，躺在小旅馆的床上，看着天花板上昏暗的灯泡。
隔壁房间传来男人女人的喘息声，一声高过一声。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。我是不是错了？
我是不是应该听我爹妈的，随便找个厂子上班，嫁人，生子，就这么过一辈子？
一个念头闪过，很快就被我掐灭了。不行。我不能就这么回去。我若是这么灰溜溜地回去了，
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废物。我从床上爬起来，借着走廊的光，翻开我带来的那本英语词典。
书页已经泛黄，边角都卷了起来。我一页一页地看，一个一个地背。我不信，
我会一辈子困在这里。2在吃完最后一个馒头后，我的机会来了。
那是一家藏在胡同深处的小机构，叫“启航教育”。招牌上的漆都掉了，
看上去随时都会倒闭。面试我的是个头发稀疏的中年男人，姓王，
是这里的校长兼唯一的老师。他看了我的简历，没有嫌弃我的学历，只是问：“能吃苦吗？
”我点点头，像小鸡啄米。“底薪八百，没有五险一金，干不干？”“干！”我的声音洪亮，
生怕他反悔。就这样，我成了“启航教育”的第二位老师。我的工作很杂，
教课、发传单、打扫卫生，什么都干。教室是一间大杂院里的瓦房，夏天漏雨，冬天漏风。
学生也都是附近的外地务工人员子女，基础很差。但我很珍惜这个机会。
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教学上。我发现，对这些孩子，传统的教学方法根本没用。
他们缺少的不是知识，是兴趣和自信。我开始琢磨新的教学方法。我把英语单词编成顺口溜，
把枯燥的语法变成有趣的游戏。我会花一个晚上的时间，用硬纸板给他们做教具。
我的课堂总是充满了笑声。孩子们的成绩开始慢慢提高。一个学期下来，我带的班级，
平均分提高了三十多分。家长们开始口口相传。“启航”的学生越来越多，从最初的七八个，
变成了三四十个。王校长给我涨了工资，涨到了一千五。我第一次给家里寄了一千块钱。
我爹在电话那头半天没说话，我听到了他哽咽的声音。我在北京慢慢站稳了脚跟。
日子虽然清苦，但很充实。我以为，我会在“启航”一直干下去。直到有一天，
一个穿着讲究的男人找到了我们这个破旧的小院。他开着一辆黑色的奥迪，
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。他是我班上一个叫乔乔的女孩的爸爸，叫乔斌。乔斌是北京本地人，
离异，自己带着女儿。他说，他是听别的家长介绍来的。“文老师，我听说您课讲得特别好。
”他递给我一根烟，我摆手拒绝了。他有点尴尬地收回手，“乔乔这孩子，被她妈惯坏了，
学习一塌糊涂，您多费心。”我点点头，“我会的。”乔斌很忙，但每次下课，
他都会准时开车来接女儿。有时候，他会带些水果点心给我，说是顺手买的。我都拒绝了。
我不想和家长有过多的牵扯。但他总是有各种理由，让我没法拒绝。“文老师，天这么热，
给孩子们解解暑。”“文老师，这是我家亲戚自己种的，没打农药。”慢慢地，
我也就习惯了。那年冬天，北京下了一场很大的雪。我晚上下课，发现自行车不见了。
我站在雪地里，急得团团转。那辆二手自行车，花了我一百块钱，是我当时最大的财产。
一辆黑色的奥迪停在我身边。车窗摇下，是乔斌。“文老师，上车吧，我送你。
”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上了车。车里的暖气很足，和外面的天寒地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“住哪儿？”他问。我报了我那个地下室的地址。他皱了皱眉，“住那种地方，不安全吧？
”我没说话。车开到了地方，他没让我下车。他从副驾驶拿出一个饭盒，“还没吃饭吧？
我妈包的饺子。”我看着饭盒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来北京这么久，
第一次有人问我吃没吃饭。那晚，我吃了一整盒的饺子，猪肉白菜馅的，很香。
3乔斌开始追我。方式很老套，送花，请吃饭，看电影。但对当时的我来说，
这些都是奢侈品。我拒绝了他几次，我说我们不合适。我是外地农村来的，他是北京本地人，
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乔斌说：“什么年代了，还讲究这个。我就是觉得你好，踏实，善良。
”我心里不是没有动摇。一个女人，独自在北京漂泊，太苦了。谁不渴望有个肩膀可以依靠？
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，是一件事。那天，我发高烧，一个人躺在地下室里，浑身发冷。
我想给我爹妈打个电话，却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。
就在我意识模糊的时候，我听见有人在砸门。是乔斌。他不知道怎么找到了这里。
他一脚踹开门，冲进来，抱起我就往外跑。到了医院，医生说再晚来一会儿就危险了。
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，乔斌一直陪着我。他给我端屎端尿，喂我吃饭，给我讲笑话。
我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心里那道坚固的防线，彻底塌了。出院那天，他向我求婚了。
没有戒指，没有鲜花，就那么直愣愣地问我：“文郁，嫁给我吧？”我看着他，点了点头。
我们很快就结了婚。婚礼很简单，就在一家小饭馆，请了王校长和他家里的一些亲戚。
我爹妈也来了，看着气派的乔斌和他家里的亲戚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乔斌的妈妈，
我的婆婆，一个典型的北京老太太，对我还算客气。但言语间，总透着一股优越感。
“小文啊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别那么见外。我们家乔斌呢，没什么大本事，就是图个安稳。
你以后也别去那个什么小破机构了，在家好好待着，准备要个孩子。”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婚后，我搬进了乔斌家。那是一个在三环内的老小区，两室一厅，虽然旧，但很温馨。
我没有辞职。我跟乔斌说，我想继续当老师。乔斌拗不过我，只好同意了。
我的户口也迁了过来，成了一个真正的北京人。我看着户口本上“北京市”那三个字，
心里五味杂陈。我花了三年时间，终于在这个城市扎下了根。靠的不是我的能力，
而是一场婚姻。说不清是幸运还是悲哀。有了北京户口，我跳槽到了一家更大的培训机构。
薪水翻了几倍。我的教学能力，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。我开始在业内小有名气。
很多家长慕名而来，点名要上我的课。我的年薪，从几万，涨到了几十万，最后突破了百万。
我们换了新房，买了新车。我也生了儿子，安安。生活好像越来越好。
我成了别人口中的“人生赢家”。嫁了个北京老公，有房有车有户口，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。
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和乔斌之间，隔着一条越来越宽的鸿沟。他满足于现状，
每天下班就是打游戏，看电视。我却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陀螺，停不下来。我不断地学习，
报班，提升自己。他觉得我不务正业，瞎折腾。“你一个女人，赚那么多钱干嘛？
差不多得了，多陪陪孩子。”我跟他解释不清。他不懂我心里的那种不安全感。
我所拥有的一切，都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，随时可能崩塌。只有不断地往上爬，
我才能感到一丝丝的安全。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多。有时候，看着他那张安于享乐的脸，
我会觉得很陌生。我甚至会想，如果当年我没有嫁给他，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这个问题，
没有答案。生活还在继续。直到2021年夏天，一声惊雷，把我的生活，炸得粉碎。
4“双减”政策下来了。文件上的每一个字，都像一把锤子，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。
学科类培训机构，一律不得上市融资，严禁资本化运作。节假日、双休日、寒暑假，
不得组织学科类培训。我们公司第一时间召开了紧急会议。所有人的脸上，都写着绝望。
老板在会上宣布，公司裁员百分之八十，所有老师的薪水，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。整个行业，
一夜之间，从风口掉进了深渊。我从一个年薪百万的金牌讲师，
变成了一个月薪几千的普通员工。巨大的落差，让我无所适从。回到家，
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乔斌。他正在打游戏，头也没抬地说：“好事儿啊，这下你总能歇歇了。
正好在家专心带孩子。”我看着他，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。“乔斌，这不是歇歇的问题！
这是我的事业没了！”他终于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，看着我，一脸不解。“什么事业啊？
不就是个补课老师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“再说了，这些年你赚的钱也不少了，
咱们家又不缺你那点钱。你就安安心心当个全职太太，不好吗？”我愣住了。原来在他心里，
我引以为傲的事业，只是“不就是个补课老师吗”。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奋斗，在他看来，
一文不值。婆婆也过来敲边鼓。她拿出一张银行卡，放在我面前。“小文，这里面有五十万。
你跟我们乔斌签个协议，保证以后再也不出去干那些抛头露面的事了，这钱就是你的。
”她像是在打发一个乞丐。我看着他们母子俩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。心里一片冰凉。
我终于明白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我追求的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。而他们想要的，
只是一个安分守己、相夫教子的“北京媳妇”。我没有拿那张卡。我说：“乔斌，
我们离婚吧。”他愣住了，像是没听清我的话。“你说什么？离婚？文郁你疯了吧！
”婆婆也尖叫起来：“离什么婚！我们乔家哪里对不起你了？给你吃给你穿，给你北京户口，
你还想怎么样！”我不想再跟他们争辩。心累了。我平静地说：“房子车子都给你，
我只要安安。”乔斌不同意。我们闹上了法庭。最后，法院把安安判给了我，
我需要支付给他五十万的补偿款。那是我这些年所有的积蓄。我净身出户，带着儿子，
离开了那个我生活了十年的家。我租了一个小房子，开始找工作。但整个教培行业，
一片萧条。我处处碰壁。我曾经的学生家长里，有一个叫裴松的。他是一个很神秘的男人，
女儿在我这里补习了两年。他话不多，但看人的眼光很准。有一次，他跟我说：“文老师，
你的能力，不该只值百万年薪。有没有兴趣，出来自己干？”我当时婉拒了。
我想过给他打电话，寻求帮助。但拿起电话，我又放下了。
我不想让他看到我这么狼狈的样子。我的骄傲，不允许。在北京待不下去了。我想到了回家。
那个我逃离了二十年的小县城。我买了回家的火车票。坐在火车上，
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。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二十年前，我满怀希望地来到这里。
二十年后，我却带着一身伤痕，仓皇逃离。北京，
这个我曾经以为可以实现我所有梦想的城市。最终，还是将我抛弃了。
我抱着怀里熟睡的儿子，眼泪无声地滑落。文郁，你输了。输得一败涂地。5回到老家县城，
一切都变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街道变宽了，楼房变高了。但空气里，还是那股熟悉的，
混杂着尘土和植物气息的味道。我爹妈老了很多，头发白了大半。看到我带着安安回来，
他们又惊又喜。我没说我离婚的事，只说北京的生意不好做，回来歇歇。他们也没多问，
只是忙前忙后地给我和安安做好吃的。家里的饭菜，永远是世界上最美味的。
我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，调整心情。然后开始为安安上学的事情奔波。
因为安安的户口还在北京，转学回来需要办很多手续。其中一项，
就是要我去派出所开一个户籍证明，证明我是安安的监护人。我拿着我的身份证和户口本，
去了县城的派出所。办事的，是个年轻的警察。他拿着我的身份证，在电脑上敲了半天。
然后皱着眉头，抬头看我。“你叫文郁？”“对。”“身份证号是这个？”他又核对了一遍。
“是的。”我有点不耐烦了。“不对啊。”他指着电脑屏幕，“系统里显示，
我们县有两个文郁，身份证号还就差最后一位不一样。”我愣住了，“不可能吧？
同名同姓很正常，身份证号怎么会只差一位？”“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。”他把屏幕转向我，
“你看，这个文郁，户籍在我们县第一中学，学历是……安华师范大学本科。
”安华师范大学！我的心脏，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。那是我当年高考的第一志愿。
也是我被莫名其妙刷下来的那所大学。“另一个呢？”我的声音在发抖。“另一个就是你啊。
”警察指着另一条信息，“户籍，北京市朝阳区，学历……高中。”他后面的话，
我一个字都听不见了。我的脑子里，嗡嗡作响。一个荒谬的，但又极度合理的念头，
疯狂地冒了出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“同志，
能麻烦你把那个文郁的户籍信息，打印一份给我吗？
”“这不合规矩……”我从包里拿出钱包，把里面所有的现金，大概两千多块，都塞给了他。
“拜托了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”他犹豫了一下，看了看周围没人，飞快地操作电脑，
打印了一张纸出来，递给我。我拿着那张纸，手抖得厉害。
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：姓名：文郁。性别：女。出生日期：1981年XX月XX日。
这个出生日期，和我一模一样。家庭住址：县政府家属院3号楼2单元101室。
我走出派出所，阳光刺得我眼睛生疼。县政府家属院。这个地址，我太熟悉了。
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的班长就住在那。她的名字，也叫文郁。但我们都叫她小文，
叫我大文，为了区分。那个小文，成绩平平，长相也普通，是我们班最不起眼的那种女生。
我记得很清楚，高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，她全班倒数第十。怎么可能考上安华师范大学？
一个可怕的真相，像破土的竹笋，一点一点地冒出尖来。我的大学，我的人生，被她偷走了。
我站在马路边，车来车往。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旋转。二十年。整整二十年。
我在北京吃尽了苦头，拼死拼活，才勉强活得像个人样。而她，那个小偷，却顶着我的名字，
享受着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她在窗明几净的大学里读书，在受人尊敬的学校里教书。而我，
却只能在漏雨的瓦房里，给一群孩子讲课，在冰冷的地下室里，啃着干硬的馒头。凭什么？
凭什么！一股滔天的恨意，从我的心底涌起。我捏紧了手里的那张纸，指甲深深地嵌进肉里。
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绝对不会。6我需要证据。户籍信息只是一个疑点，并不能说明什么。
我需要找到二十年前的高考档案。那才是最直接的证据。我知道，这很难。
档案都存放在县教育局，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。我需要一个机会。
我开始留意县教育局的招聘信息。终于，我在县政府的网站上，看到了一个公告。
教育局档案室，招聘一名临时工，负责整理旧档案。要求，高中以上学历，会电脑操作。
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我立刻报了名。面试很顺利。可能因为是临时工，
没什么人愿意干，我很快就被录取了。上班第一天，档案室的主任，一个快退休的老太太，
领着我进了一间堆满灰尘的库房。“小文啊，这些都是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的档案，
乱七八糟的。你呢，就负责把它们按照年份和学校，重新整理归档。”“好的，主任。
”我压抑着内心的激动，平静地回答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每天都泡在档案室里。
我假装认真工作，把其他年份的档案都整理得井井有条。然后，
我开始寻找1999年的高考档案。终于，在一个落满灰尘的铁皮柜里，我找到了它们。
我的心跳得飞快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档案袋，一页一页地翻找。我的名字，文郁。
我找到了我的档案。照片上，是我十八岁的样子，梳着马尾辫，一脸青涩。
我看到了我的高考成绩，总分658分，全县理科第一名。我看到了我的志愿填报表，
第一志愿，安华师范大学，数学系。然后，我在档案的最后一页，看到了一张调档函。
